多维:习近平如何释放执政理念的信号弹

【多维新闻】中共第5代领导核心习近平十八大后同时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随后展开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权力交接,并在高层会议上接连发出“我们要警醒”的危机论。外界也纷纷借助些许端倪继续猜测习近平真正的执政思路会是什么。胡锦涛在200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仅20天后,第一站便来到了中共执政的起点——西柏坡。胡锦涛不仅在此重温了西柏坡精神,更告诫说,当年的考试还在继续。他还着重提到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西柏坡之行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关注,海内外舆论普遍将此解读为胡锦涛执政色彩极具符号性的行为。

那么习近平成为中共领导人后,是否会效仿当年的胡锦涛,其在国内出行的第一站会在哪里,会提出什么样的言论来标注他的执政色彩等等疑问,都被外界所瞩目。多维新闻就此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如果习近平效仿胡锦涛,很可能会把带有极具政治色彩的第一站选在中共革命的摇篮——延安,而西柏坡或遵义的可能性也存在。

当然,越是上层的政治领袖大都不会盲从模仿前任,会用自己的方式彰显从政之路,拉开与前任领导人的距离。此外,由于当年胡锦涛的西柏坡之行造成了后来的“红色回潮”热,而薄熙来利用去“发扬光大”掀起了政治事件,因此习近平很可能不再去某个“红色根据地”让外界去“仿效、发扬”。习近平政治风格是务实的,他很可能做一些政治口号式的宣扬,再加上他执政的强势与果敢,因此已开始被外界期许为“年轻版邓小平”。这一切似乎都决定着他很可能不会将自己的“信号弹”放在某个政治色彩鲜明的革命象征地。反而更有可能直接实地民生调研与百姓打成一片,借助某个重大事件阐述理念,再或边干边释,以实际行动来向民众展现。

西柏坡赋予的社会主义理念

习近平会亦步亦随前往西柏坡吗?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但透过习近平的一些政治理念,又不能完全排除他去西柏坡的可能。

河北省的西柏坡在中共历史上名列“圣地”,被称为中国五大红色圣地之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此指挥了三大战役,并为“坐江山”作了政治思想上的动员和准备,对全党做出了警醒和告诫——“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被认为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毛泽东告别西柏坡半个世纪后,就任中共总书记仅20天的胡锦涛就来到西柏坡进行调研。胡锦涛公开对外界讲:“毛泽东同志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时,说是进京赶考。我们这次来西柏坡,是来‘上学’的,是来向西柏坡人民学习的!”在这里,胡锦涛来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即后来外界普遍所称的“新三民主义”。

与胡锦涛相比,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更加笃信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就曾强调“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近平还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他在2011年指导出版《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中,强化了“毛泽东思想”。在2012年7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强调,中共取得的进步,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思想的结果。

习近平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密切关联。众所周知,习近平出身于“红二代”,父亲习仲勋为中共元老,被不少中共党内人士称之为“正宗左派”的社会主义者。虽在“文革”时期曾遭迫害,但后来恢复权力担任了副总理。习近平曾说,父亲经常会让孩子们站成一列进行一场训话,鼓舞革命精神。而习仲勋遭迫害并没有动摇习近平的信念,为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习近平分别写了8次和10次申请书。“红二代”的出身和经历的苦难煎熬,铸就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

如上说述,作为坚守社会主义理念的中共新的领导人,他“替代”父辈们坐上江山,他的执政之路刚刚开始,大考更在后面,“两个务必”同样是他治党、治国要时常警醒的,因此习近平效仿胡锦涛再次踏上这个中共走向执掌国家权柄的地方,意义更加深厚,“寻求社会主义真正内涵”的政治理念也更为彰显。

遵义代表的革命转折意义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被中共誉为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每当遭遇重大危机,中共便会拿出遵义会议谈古喻今。因此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之为它的另一场遵义会议,浑浊的中国由此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当前中国的现实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果,可危机四伏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中共十八大已落幕,腐败不除将致“亡党亡国”的警讯出现在前后两任中共总书记的讲话中,引发高度瞩目。执掌中共领导权后,习近平在第一次高层会议上直截了当的语气来揭露党内腐败现象,指出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他甚至还借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比喻当前的腐败问题。这显示了他正在直面迎战“亡党亡国”的危机局面。

谈到遵义会议的成功经验,中共体系内的高级幕僚认为,会议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独立自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遵义会议之所以取得成功,它的那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有指导性作用的。比如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极其重要。”

习近平在15日与媒体的见面会上也谈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在今年3月1日的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礼上,以党校校长身份说出重话,“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提出清党,并且态度坚决。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中共党员队伍存在诸多腐蠹不堪的人,影响了中共形象和发展。清党可谓是中共的一场自我救赎,十分必要。

在遵义会议过去78周年之际,在中共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下,习近平如果选择遵义作为其“定调之旅” 不是没有可能,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也非常重大,以显示其勇于面对危机,狠抓党建,清理中共党员队伍的决心。

延安是“为人民服务”最好的注脚

习近平15日上任伊始,面对全球记者发表了被视为是他“就职演说”的首次公开讲话。习近平的此次讲话没有提到大的政治口号,使用语言非常平实和通俗,用到最多的词汇就是“人民”, 他形容“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先后两次表示,中国共产党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还强调“改革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共奋斗的目标。

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始终面临着如何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这一直是体制内外议论的焦点所在。此番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党校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服务型”执政党的定位尤为关键,这是由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党建的雏形,也预示着中共执政理念和方式的嬗变。而“服务型”政党对应的正是“为人民服务”。

延安,作为今天人们重新寻访毛泽东思想功绩线路上的必经地之一,对中共而言是一个最具特殊象征意义的地方。因为在窑洞中经历的十余年岁月,打造出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站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故居前,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想象毛当年远眺的情形。为了给这一时期定性,中国正统的政治术语称之为“延安精神”,旨在弘扬那个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受古代“以民为本”思想的影响提出的。自从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纪念张思德的文章《为人民服务》以来,“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表明其价值观的主要命题。

而且,作为当年的知青,习近平曾经在延安的梁家河村插队7年。他和当地的农民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团子”(即玉米面窝头),7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从一个16岁少年、“城里的孩子”,到远离北京千里之外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农村,经过一步步磨练,成为样样农活精通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在自述中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因此,不论中共如何治党,整治腐败;还是选择在中国建立何种价值体系,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始终是第一位的。习近平目前释放出的执政信号无疑是指向了人民的福祉。重拾中共建立之初“救国救民”的理念,也是中共解决当前信任危机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除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外,延安精神所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无不都是中共最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共当今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思想源泉。按照官方一直宣扬的那样,中国实践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因此,基于以上的历史和现实,如果要寻找一个习近平施政理念最为合适的“根据地”,延安是再适合不过的政治地标了。

用“无为而治”展现执政理念

当前的中国社会迫切需求政治层面的改革,社会治理的革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等,而这一切就是习近平多次提到“挑战”二字,和所说的重大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现况既不像穷困潦倒的旧苏联,也不像政治改革和频繁选举把人人都弄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日本。民主氛围的改善,民生人权的继续改善等虽然很有必要,但大规模盲目躁动式的改革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将迄今为止的全部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国家安定等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治国手段里,有一种叫“无为而治”的方法,即是在尊重自然与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顺势而为,但又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妄为。这是洞悉了社会历史的长远尺度的富有远虑的优化法,远比大震动式的“革命”方略更为妥贴。习近平在2007年被调任北京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前,曾有二十多年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浙江和福建当政期间他就已经被很多人认定为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习近平又不会去过多干涉所谓的“自由经济主义”,反而更多去引导。因此,浙江和福建在他任内,私营中小企业持续朝气蓬勃的发展。在政治方面,长期在浙江从事政治改革工作的李凡称,习近平“不像其他一些领导人,会阻拦着基层人大改革”。此前,浙江省曾默默从事许多政治改革的行动,诸如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开放基层人大换届等。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

执掌中共权杖后,习近平应会借鉴此前治理地方的手法,注重的是全局的总体谋划与引导,而不去干涉更多的管理细节。外界分析习近平,大都认为他执政期间着重点在于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范围的变革,修正中共传统意识形态那些陈腐落伍的思维方式,为深化改革开放奠定新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基础,而具体工作会由李克强去主抓。因此,习近平要展示自己的政治与执政理念不是单凭在某个地方发表一次甚至几次政治口号与主张就能全部展现的,他更多需要的是顺势而为,逐步去调整和展现自己的意识形态。

世界上每一名真正的政治家都不会盲从于历史,他们都会把自己鲜明的政治风格标注在历史中。中国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习近平执政理念的第一枪实际已经打响,就是在他就任中共总书记当天通过全球媒体向外界初露了治国方略。也有评论认为,记者会上的一番表述就是习近平治国总纲领,只是这种纲领脱离了政治口号与宣讲式的报道,用了更贴近民众的说辞来展现。此后就是在践行中,习近平会根据工作的铺展与需要,不断的具体化这种执政理念,而其中的人民、责任,治吏、反腐一定会成为他标注的关键词。



(高君 王新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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